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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博发266手机平台孙皓晖:大秦帝国,中国统一文明的正源



中国文明的灵魂何在?《大秦帝国》作者孙皓晖突破史障,拨开历史烟雾,重审五千年中国文明根基;搁置历史细节争议,寻求中国文明共识;纠正儒家独尊偏弊,再树文明正源雄风。大争之世,多事之时;凡有血气,皆有争心。

《中国文明正源新论》是作者的一个文集,包括少量的访谈与讲话。

在我们民族面临新的文明跨越的历史转折时期,重读我们的文明历史,找准我们的文明正源,以新的价值理念寻求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就变得十分重要与迫切。中国文明向前发展,方向何在?从国家高层到每个公民,每个人都面临着“我是谁,我要到哪里去”的严峻拷问。全书从我们的文明史意识、中国统一文明的正源、战国之兴亡反思、战国人物论、文明散记等几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作者简介

孙皓晖,曾任西北大学法律系教授,获国务院首批特殊津贴的专家。1993—1997年,基于对中国原生文明的思考,历时16年创作了长篇小说《大秦帝国》,共6部11卷,504万字。这是目前唯一一部全面、正面表现秦帝国时代的长篇历史小说。

胜博发266手机平台,《中国文明正源新论》

[代 序]走出中国历史意识的沼泽地

在世界现存国家中,我们这个国家太过古老。用戴高乐的话说,中国是一个比历史还要悠久的国家。惟其古老,惟其漫长,也就必然会有许许多多“老年病”。如今,我们的城市生存方式已经在表面上跨入了物质生活水平的前列;可是,我们的文明发展程度依然是农业文明的根底,种种严重问题上下头疼;我们广大农村的大部分,更是“淘洗正未有穷期”的残农文明生存状态。我们的整个社会,陷入了沉渣已经被搅起,但是却没有过滤方法的严重困境。中国文明向前发展,方向何在?从国家高层到中国公民,每个人都面临着“我是谁,我要到哪里去”的严峻拷问。

上 篇

第一编 我们的文明史意识

我们的国家与民族,必须对自己的五千年传统文明做出全面的、深刻的重新解读与重新认识,借以确定我们实现文明跨越的历史根基。如果不能清楚地回答这些问题,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就会始终停留在文明话语权缺失的状态。在文明继承的意义上,我们必须具有一种立足于整体中国文明史的大器局,大气魄。我们的文明视野,必须高高越过两千余年的文明停滞期,直接与我们的原生文明时代实现精神对接,直接与我们的文明正源实现精神对接。那里有我们的光荣,那里有我们的梦想,突破史障寻求中国文明正源,确立中国文明的继承原则,我们的整体困境世界文明的沼泽期文化霸权与文明衰落

第二编 大秦帝国:中国统一文明的正源

大秦帝国是中国文明的正源。大秦帝国所处的时代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最重要的一个时代。伟大的秦帝国骤然消逝于历史的天宇,是中国文明史的一个巨大变数。伟大的原生文明淡出于高端文明视野,是中国文明史的一幕深刻悲剧。虽然,我们对那个伟大的帝国及那个伟大的时代,有着太多太深的误解。但是,我们毕竟在那个时代的光焰所照耀的旅程上走了过来。时空渐渐深邃,光焰渐渐暗淡。是历史的烟尘淤塞了遥远的文明之光,还是现实的纷扰遮蔽了我们的视野,抑或,我们已经飞入了历史的太空,再也不需要民族传统的根基?

有哪一个时代,承受了无尽的指控,却依然坚实地支撑着她的后世子孙们。

秦帝国是中国统一文明正源

祭秦论:中国原生文明的永恒光焰

中华民族必须拥有强大的文明话语权

历史主义是理清中国文明史的根基

——就《大秦帝国》创作理念答十年批评群

文明开掘——《大秦帝国》的精神本位

文明视野 历史文学创作的深化

追梦大秦:溯洄游之 道阻且长

万古秦风:关于秦人的时间简史

第三编 战国之兴亡反思——新六国论

好战者必亡,忘战者必危;国家生存之道,寓于对战争的常备不懈之中。纵观中国历史,举凡耽于幻想的偏安忘战政权,无一不导致迅速灭亡。夏商周三代以至春秋战国,大国将生存希望寄托于虚幻的盟约之上,置身于天下风云之外而偏安一隅,甚至连国破家亡之时最起码的抗争都放弃者,必亡。

亡韩论:忠直术治而亡 天下异数哉

亡赵论:烈乱族姓亡强国 不亦悲乎

亡燕论:迂阔固守王道的悲剧

亡魏论:缓贤忘士 天亡之国也

亡楚论:故楚亡楚皆分治

亡齐论:战国之世偏安忘战 奇也

在那个“求变图存”的时代,他们自觉地卷入了历史大潮,既强烈地追求着自我价值的最大实现,又自觉担负起了天下兴亡的重担。他们的生命,他们的信念,融入了当时的国家生存竞争,融入了当时的社会变革洪流,也融入了华夏文明史的发展进程。从这一意义上说,他们的个人命运,已经变成了国家命运与族群命运的缩影。他们的自我价值实现得愈是充分,他们融入国家命运的程度愈高,他们的命运自由度就愈是狭小,甚至最终完全地丧失了对自我命运的支配权。纵然如此,他们义无反顾,死不旋踵,一代一代地推进着社会变革。

布衣赴难 中国文明史最绚烂血花

秦孝公嬴渠梁 政治天宇的太阳

吴起 为变法死难的第一个布衣巨子

墨子墨家 被历史速冻的烈焰利剑

吕不韦 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最高峰

荀子 战国最具独立品格的思想家

韩非《孤愤》 战国法家的命运预言书

赵雍 战国最为英雄浪漫的国王

赵佗 岭南文明的第一座丰碑

《中国文明正源新论》

突破史障。寻求中国文明正源

近年,中国社会已经产生了对中国文明史再认识的新思潮。

这一新思潮,是自发的,缓慢的。但是,它所产生的根基,却具有非常深刻的历史必然性,远比“五四”时期与“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历史的极端化、简单化、政治化的“运动”思潮,要深厚得多。

因为,只有在今天,我们才真正摆脱了极端的物质匮乏,走向了深度改革下相对富裕的商品经济生活。我们的国家与民族,初步实现了和平崛起,真正走到了向新的文明形态跨越的历史转折点。这一历史性的转折,决定了一个新的历史命题必然出现在社会意识之中,并且必然引起普遍性的思考。

这个历史命题就是:我们的国家与民族,必须对自己五千年的传统文明作出全面的、深刻的重新解读与重新认识,借以确定我们实现文明跨越的历史根基。这一历史命题第一层面的具体化,是确定:我们的文明历史中究竟哪些是应该继承的良性传统,哪些是应该抛弃的腐朽传统?我们的统一文明根基,究竟应该是曾经的哪个时代?我们的国学,究竟应该是单一的独尊,还是百家争鸣的多元平衡?

如果不能清楚地回答这些问题,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就会始终停留在文明话语权缺失的状态。

我们陷入了奇特的“史障”困境

有一种物理现象——音障,说的是航空器逼近音速时巨大尖利的音波震荡障碍。只有突破这一障碍,航空器才能达到超音速飞行。

类似的社会现象,我们可以称之为史障。特定的国家与民族,其社会发展到某种文明突破的临界点时,几乎必然会出现一种对既往历史根基的困惑与迷失,以及由这种困惑与迷失所衍生的社会精神的探索波澜。只有突破这种困惑与迷失,只有推进并深化这种精神探索,才能实现真正的文明跨越。

这种逼近文明突破期而产生的史障,在欧洲中世纪的末期出现过。欧洲人以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历史形式,突破了史障,实现了文明的突破与跨越。在中国,这种逼近文明突破期的史障正在出现,或正在酝酿,但距离突破史障距离还尚远。

中国人的文明史意识,已经沉睡得太久太久了。

就普遍意义而言,在中国人文学界的视野里,只有中国历史,没有中国文明史。换言之,我们的学界只拥有如山如海的历史资料,只拥有对无数历史事件的考据成果,只拥有无数编年纪事的中国通史或者断代史,只拥有无数个专业领域的专史,只拥有无数个地方区域的方志整理与地方史记述,等等。从考据意义上说,我们自有纪年的历史,几乎已经达到了每一天都能说得清的地步。

但是,我们没有系统整理中国文明发展脚步的历史学成果,甚至在历史研究中渗入文明研究理念,也还很不普及,甚或还是凤毛麟角。许多史学着作,虽然冠以“文明”名号,实际上依然是事件整理,或文物遗存考据,或地下发掘考据,远远没有达到文明史研究的水准。也就是说,关于五千年中国文明的特殊历史形态,中国古典文明的基本发展阶段,中国古典文明的特殊历史性质,中国统一文明的正源在哪个时代,其后又经过了什么样的演变阶段,我们文明史的最基本坐标等,我们都没有一个接近于社会共识的说法。

正是这种关于文明与文明历史的失语,形成了我们在新的历史转折关口的一种无比奇特的史障。长久的沉吟迷思,既无法对浩如烟海的史料作出基本的文明价值评判,更无法确定未来的突破方向。

突破史障的第一步:确认我们的文明根基

我们的文明历史有五千年之久。我们的发展道路是极其特殊的。

说极其特殊,是说我们的古典文明形态,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大文明系统。无论相比于欧洲,还是相比于美洲、非洲,抑或是相比于亚洲其他国家,中国文明都是一个由庞大系统构成的独一无二的文明体系。对如此一个拥有漫长历史而又在自己的土地上绵延相续至今且庞大无比的文明系统,世界说不清其中诸多要害问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中国人同样说不清其中最基本的若干问题,就是非常奇怪的了。

我们拥有最庞大的文明体系。

我们却没有与之相匹配的中国文明史研究体系。

这就是我们文明话语权的困境,就是我们的史障。

突破这一困境,突破这一史障,首先的一步,是要说清我们的文明根基。

我们的文明,从神话时代就已经开始了。虽然,鉴于缺乏文字记载的可靠性,我们可以将神话时代大体先搁置一旁,而只在思维方式的意义上研究中国神话的特殊文明价值。但是,从黄帝时代开始,我们的文明脚步已经是清楚的,是越来越清楚的。之后,我们历经了近千年族群大联盟文明的发展,在大禹治水的后期,我们进入了国家时代。

此后,历经夏、西周、战国六个时代。

从文明史的意义上说,这六大时代,分作三大历史阶段:第一阶段,夏、商、西周,是我们的国家文明由邦联制向联邦制不断跨越的历史阶段;第二阶段,春秋、战国,是我们的文明以不断走向分治的历史形式,酝酿新的文明突破的历史阶段;第三阶段是秦帝国统一中国,又统一中国文明的历史阶段。

自秦帝国创建中国统一文明开始,我们的文明形态在此后两千余年没有变化。

这就是说,历经近两千年的六次历史大锤炼,我们终于实现了文明大爆发与文明大飞跃,形成了全人类古典社会最为发达、最为成熟、最为稳定的统一文明。在全人类的历史上,历经六次大翻新、大锤炼、大创造而最终成型的稳定文明,只有我们。

六大时代,是我们的原生文明。秦帝国时代,是我们的统一文明正源。

我们的文明体系总根基,是六大时代。我们的统一文明根基,是秦帝国时代。

我们的统一文明在流变中趋于僵化腐朽

自西汉的汉武帝时期开始,我们的统一文明开始了变形。基于政治上的逆反心理,基于偏狭的“安定”意识,汉武帝时期的国家政权,自觉地尊奉一种保守主义的学说体系为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利于对社会灌输服从意识。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明大转折。这一转折的文明史意义,是第二代中国统一政权背弃了中国文明的多元化传统,仅仅将诸子百家中的一个学派,抬上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宝座,而对无比丰厚的中国原生文明的思想价值大体系,采取了自觉遏制的政策。

自此,儒家学说变成了国家的教化工具。

中国原生文明的多元思想价值体系,开始了国家遏制之下的萎缩过程。

由此,我们的文明创造精神渐渐趋于凝滞。其最大的危害,是中国的修史权力,以及国家对社会文化、教育、思想的发展方向的主导权力,从此交到了一个具有严重意识形态偏见的学派手里,别种理念不能染指。

中国文明史的萎缩趋势,由此开始,弥漫后世,未尝稍减。

自公元
10世纪后期的宋代开始,中国文明严重下滑,进入了整个社会精神严重僵化的时期。宋、元、明、清四个时期,历时近千年,中国社会出现了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基本诉求的理学体系,将原本已经是保守主义的儒家思想体系,“提纯”到了极端僵化的非人类精神的“绝学”境地。由此弥漫,出现了扼杀思想活力,扼杀自由创造的文字狱;强化了迫使社会知识阶层皈依意识形态教条的科举制。这一时期,中国民族的思想文化,已经发展为严密的绝对教条体系,进而衍生出弥漫整个社会的教徒式治学风习。

中国社会的理性精神、探索精神、正义精神、百家争鸣精神、原典创造精神等,基本上被窒息,基本上被扑灭。知识分子只能以钻研经书、考据注释、官方修史、整理笔记、撰写游记等方式,作为治学正统途径。整个社会人文领域,堕落为一种“只能解释,不能创造”

的庞大的神学院体系。秉持思想创造精神的个别学者,被整个社会与官方视作大逆不道。社会实用技术的研究,则被冠以“奇技淫巧”的恶名,受到正统意识形态的极大轻蔑。

在如此僵化的社会状况之下,宋代以后的中国社会,民族进取精神日渐委顿,国家竞争意识几乎泯灭,绥靖主义思潮大肆泛滥。但有外部入侵,大规模的汉奸政府,大规模的汉奸军队,大规模的卖国条约,大规模的割地求和,大规模的镇压抵抗力量等种种恶行,孽生于中国大地,成为整个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丑陋奇观。

这,就是今天的我们脚下的社会历史土壤。

这样的社会历史土壤,能作为我们实现文明跨越的历史根基吗?

在文明继承的意义上,我们必须具有一种立足于整体中国文明史的大器局、大气魄。我们的文明视野,必须高高越过两千余年的文明停滞期,直接与我们的原生文明时代实现精神对接,直接与我们的文明正源实现精神对接。

那里有我们的光荣,那里有我们的梦想,那里有我们的大阳精神,那里有我们的凛凛风骨,那里有我们如山岳如大海的原典世界,那里有我们的国家竞争精神,那里有我们的民族血气与大争之心,那里有我们实现凤凰涅槃的文明圣地……归根结底,那里是可供我们坚实矗立的历史土壤,那里是我们实现历史飞跃的无比广阔、无比丰厚的文明资源宝库。

确立中国文明的继承原则

我们的文明遗产沼泽地

为什么要提出文明遗产继承原则的问题?

因为,我们已经陷入了文明遗产沼泽地。

自 1840年以来,我们跋涉了
170余年,还没有走出这片漫漫沼泽。中国文明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仍然云里雾里一片泥潭。沼泽地形成的根本原因,是西汉之后在儒家文化霸权之下长期形成的传统价值观体系,与“五四”时期新价值观体系的冲突,与近现代文明理念的冲突,与“文化大革命”理念的冲突,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冲突,与当下社会新文明思潮的冲突。同时,对以儒家体系为轴心的传统价值观体系持批评立场的所有价值理念,相互之间又有着深刻程度不同的冲突。种种冲突相互交织,相互重叠,相互渗透,就形成了关于中国文明遗产的巨大沼泽地。

这片沼泽地,使我们民族在面临新文明重建的历史关口,拔不出腿,直不起腰。

一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就这样变成了理论枯涸、信仰丧失、道德沦落的国家。

中国文明遗产的灵魂何在

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之林中极具特色的独特文明体系。

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中国文明发生了沉沦式的演变。演变的结局是:博大渊深的多元文明体系,被保守主义的儒家体系所取代;以诸子百家为生命形式的多元文明,就此严重萎缩;以“变革图强”为根基理念的法家体系,就此沦落为君主专制的卑微工具;中国文明中的诸多创造性思想体系,就此遭遇严重遏制,从而导致了中国国民精神的深刻衰退。

在人类所有的文明形态中,政治文明都是灵魂所在。

金沙娱城 ,中国古典文明中,最有价值的政治文明体系,是诞生于春秋战国并在秦帝国时代普遍实践于全社会,因而具有最强大生命力的法家体系。法家体系,不仅是法家学说,还是以战国法家学说为轴心,以兵家、墨家、纵横家,与农家、水家、工家、医家等诸多实用学派为思想同盟的中国强势文明系统的灵魂。这种法家体系,是中国古典文明中最成熟、最辉煌的价值观体系。其“求变图存”的改革理念,其求真务实的实践能力,其强健昂扬的生命状态,其强势生存的价值取向,其关注民生的治世主张,其代表人物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的人格魅力,其力求领先时代潮流的创造精神,其震古烁今的历史业绩,等等,都远远超越了基于复辟根基而产生的儒家保守主义思想体系,是中国文明体系中最为灿烂的奇葩,也是最具继承性的历史遗产。

中国民族要实现新历史时期真正的文明跨越,必须以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为文明遗产之根基,以继承这一时代政治文明体系的轴心——法家体系为历史条件,建立真正既符合中国历史传统,又符合今日国情的新文明体系。

我们的继承原则:百家共存,法儒共生,多元并进

我们的基本理念是全面理清中国古典文明的历史遗产,同时顾及西汉之后形成的儒家历史传统,确立能够真正反映中国古典文明基本面貌的继承原则,为我们民族在新时代的文明跨越奠定根基。

这一继承原则是:百家共存,法儒共生,多元并进。

什么是“百家共存,法儒共生”?

首先,以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为基本历史平台,中国文明多元化的历史特质已经在历史进程中确立了坚实的根基。将诸子百家的多元体系,确立为我们的文明根基;将秦帝国时代,确立为我们的统一文明正源。这是符合历史实践的明智选择。

其次,法家体系是我们文明遗产的灵魂。同时,儒家体系又在西汉之后的两千余年形成了新的保守主义的传统价值体系。尽管儒家在本质上主张滞后于历史的保守主义学说,但是,儒家在西汉之后的两千余年发展中,也作出了许多方面的自我修正,从一个纯正的复古复辟的政治学说派,演变为以伦理哲学为轴心的人文学说派,并就此形成了新的人文传统。我们批评儒家,实际上只是反对“独尊”,我们不主张“铲除”,更无所谓“打倒”。我们寻求的目标,只是接近于中国文明基本面貌的文明遗产继承道路。

再次,法家体系与儒家体系,是中国文明遗产中最为基本的两个价值观体系。假如说,在西汉之前,一直是法家体系占据思想主流,在引导着我们历史前进的方向,那么在西汉之后,就一直是儒家居于思想文化的霸权地位,在规范着我们的历史方向。固然,我们应该正

视儒家体系在中国文明沉沦中的历史责任,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儒家既定的历史影响力,看到儒家剔除复古复辟学说后的不同历史风貌,看到儒家学说中有价值的一方面。

为此,中国文明大体系中的这两个基本体系应该共生。不需要刻意为它们作国家定位,也不需要顾忌它们学说内涵的冲突性。任何学说体系之间的冲突与差异,都应该以“百家争鸣”的方式去解决。我们需要做到的,就是不能以国家的权力,将某一家再次抬上“独尊”的地位。譬如,我们国家在国外普遍建立的传播中国文化的“孔子学院”,就是变相的“独尊儒术”,就是再度将中国文明遗产沼泽化的不适当政策。

“百家共存,法儒共生”,是我们的文明遗产继承原则。

“多元并进”,则既是我们文明的历史原生形态,又是我们新时期的文明发展方向。

文明的生命力与国家的生命状态

人类文明史是渐进的历史过程,各个民族的文明史也是渐进的过程。

文明的发展与跨越,需要耐心,更需要一个民族以饱满昂扬的生命状态作持久的努力奋争。以国家形式为载体的文明发展,不可能抛弃本民族悠久的历史传统。任何民族在任何时代,都必须在自己的文明历史中发掘出最有价值的文明遗产,结合当代历史潮流,形成最具有推进力的社会价值体系。因为,特定形态的文明生命力,既取决于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生命状态,又会对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生命状态产生巨大的精神影响。

韦德1946 ,近代史以来的中国备受欺凌,其最深刻、最本质的原因,正是中国文明沼泽状态所导致的国民精神萎缩,而绝不仅仅是什么“生产力落后”的问题。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发生巨变的最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借助新的思想体系,激活了中国民族的强势生存精神,使中国民族真正挺起了脊梁,在血与火、贫困与灾难中接受了极其残酷的挑战,直至昂昂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关于中国政治文明遗产的继承

政治文明在任何一种文明形态中都居于核心地位。

政治文明有三个最基本的层面:其一,该国的现实政治制度;其二,该国的政治文明传统;其三,被该国民众普遍认可的政治哲学价值观。从这三个基本方面来看我们的政治文明遗产继承,会相对清楚一些。

第一方面,不是遗产,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

第二方面,是文明遗产,是我们的讨论范围。可是,这方面的状况很糟,我们的政治文明传统中最主要的部分,是君主制,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可继承性。

第三方面,是我们讨论的中心,它既存在于我们的政治文明传统,也存在于我们的现实政治意识。这就是我们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并至今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意识中的政治哲学。

中国政治哲学的灵魂何在?在“尚一”理念。

我们民族具有悠久的“尚一”传统,具有悠久的反多头政治传统,具有极其强大的统一国家传统。《老子》概括得最典型:“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吕氏春秋》则有“执一”、“不二”理念。民间则有谚语:“龙多主旱。”这些都是历史给我们的政治哲学,每个

中国人都了然于胸。中国有过分裂,有过多头分治的历史现实,但是从来没有过多头分治的政治哲学。这种强大的“尚一”传统,曾经长期牢固地凝聚了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使中国统一文明在辽阔的国土上汪洋恣肆地发展壮大,使中国在最衰弱的时代,艰难维护了文明的生存延续。这种传统,曾经带给我们无尽的光荣与辉煌。

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历史形成的政治哲学,也不可能一朝改变这种政治哲学。

惟其如此,我们主张:正视中国国情,以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为相应历史阶段的核心使命;政治文明的发展,则要渐进化;不追求在中国实现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允许我们民族在历史的脚步中,逐渐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文明建设法则。

中国人要对世界保持清醒的认识,不能盲从,不能重蹈苏联被西方和平演变肢解的惨痛覆辙。当代的西方民主,既不适合中国现实,更不适合中国传统。中国政治文明体系的最终成熟,是一个艰难的长期的发展过程。我们既要吸取西方政治文明中有价值的东西,更要寻找那种能与中国传统和现实相结合的东西。这种兼容不同文明,进而作出最出色历史选择的本领,是中国文明的先天优势,也是中国文明的一个强大传统。我们要对中国文明的化解能力有最充分的自信,要有战国法家在历史实践中磨合创造出新制度的历史精神。

人本精神的最终体现,是人的自由平等。自由平等的实现途径,不是一条路。西方的道路,不是惟一正确的道路。只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明确地提出了这样的历史目标,我们就要允许历史跨越所需要的必须时间来实现这个目标。

中国要建立法治社会,不能全盘照搬西方法制,而要在中国法治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创造既具有时代进步性,又具有中国文明特色的法制体系。要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首先得承认战国法家体系的文明价值与历史作用,辛勤发掘,努力整理,翻新创造出新的中国法学理论体系。战国法家具有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法经》、《商君书》、《韩非子》、《荀子》,以及发掘出土的秦法竹简等,都是最为宝贵的历史遗产。

一个伟大的民族,必然是一个清醒的民族。一个伟大的国家,必然是一个清醒的国家。清醒的声音,是一个民族最具勇气的声音。对于一个民族,最大的勇气是什么,最大的清醒是什么?是抛弃

曾经的腐朽价值体系,是发掘被历史烟雾湮没的优秀文明传统,是重塑必须重塑的新文明体系。只要我们有认真的探索精神,道路就在我们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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